历史上的瑷珲区域作为中国大东北的一部分，与历代中央王朝保持密切联系。唐属室韦都护府辖区，辽属上京道，金归上京路所辖蒲与路。据黑龙江流域文明研究专家、著名学者王禹浪教授统计，瑷珲区域辽金及以前的古城遗址有7座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位于爱辉区西岗子镇的西沟古城（老羌城）。王禹浪教授通过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，并根据西岗子镇后欢洞村民戴某在1983年于西岗子镇西沟村西南、距西沟古城不到十公里处发现的、现藏于瑷珲历史陈列馆的“经略使司之印”断定，西沟古城为金后期经略使司镇戍城，属金上京路蒲与路派出机构，是瑷珲区域已知的最早副省级城镇（王禹浪“黑河市西沟村西沟古城的初步研究—基于地方文献、地名含义与专家论证会”，《黑河学院学报》2020年第1期）。至元代，瑷珲区域属辽阳行中书省所辖开元路失宝赤万户府。其治所，有学者认为在今孙吴县的霍尔莫津屯，有学者认为在黑龙江右岸江东六十四屯旧瑷珲附近，更有学者断定为西沟古城，属金代经略使司驻防城的延续。明朝在瑷珲区域设立多个卫所，统归奴尔干都司节制，管辖着生活于该区域的野人女真诸部落。清朝建立初期，生活在瑷珲区域的索伦三部、萨哈连、虎尔哈等民族群体纷纷加入到满洲共同体中，该区域也正式纳入清朝版图。1644年，沙俄殖民者侵入瑷珲区域，遭到当地各民族激烈反抗。为加强对黑龙江流域的管辖，反击沙俄侵略，清政府于1653年建立宁古塔昂邦章京（后改为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），全面领导抗击沙俄殖民侵略的斗争。1683年，清朝分宁古塔将军北方辖地，增设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，分设将军衙门和黑龙江副都统衙门于黑龙江城（瑷珲），首任将军萨布素率领八旗兵携家属“永戍黑龙江”，瑷珲区域从此成为黑龙江将军和黑龙江城副都统辖区。
清政府在瑷珲设治建城，是瑷珲区域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，是在清初捍卫国家主权、反击外敌入侵的历史大背景下发生的。有清一代，瑷珲城作为黑龙江沿岸地区最大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，在抵御外辱、捍卫国权、屯垦戍疆、兴边安民方面起到重要作用。瑷珲区域自古是多元文化聚合交汇区，蕴含着中华文明的根脉。瑷珲先民千万年创造、积累、沉淀，钩织出大美瑷珲狩猎、渔捞、采集、游牧、养殖、农耕，各种文化交相辉映。她们有的泯灭在历史长河中，留给后人探秘寻幽的执着和向往；有的对中华文明产生着历久弥新的影响，至今仍让人心潮澎湃、肃然仰望。
十七世纪以来，大清政权对黑龙江流域的积极经略，沙俄殖民者的入侵，清政府在瑷珲区域设治建城，引发了鄂伦春、鄂温克、达斡尔、虎尔哈等世居民族的人口迁移和社会文化变迁；与此同时，随着满洲八旗驻防，满汉文化开始逐渐成为瑷珲区域的官方文化，与世居民族的原始文明并生互融，进而逐渐占据优越地位。尤其是十九世纪中晚叶以来，随着黑龙江以北区域被沙俄割占，黑龙江中上游成为中俄界江，进而掀开了黑龙江两岸大规模的移民开发，俄罗斯民族文化、汉民族文化纷纷植入，以鄂伦春、鄂温克、达斡尔、满族等为代表的满—通古斯文化由原来的主流文化被迅速边缘化甚至成为濒危文化，但多元文化的格局并未改变，而是走向深入，森林文化、闯关东文化、流人文化、胡人文化等诸多文化元素，经过数个世纪的锤炼和互融互生，已逐渐蜕变为凸显区域文明特色的“瑷珲界江文化”，熔铸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。
在爱辉区举办的2014年首届瑷珲历史文化论坛上，以著名清史专家阎崇年先生为代表的与会学者一致将瑷珲定位为“英雄之城、爱国之民”，这无疑是对瑷珲人民的最高赞誉。笔者以为，其可以概括出二个基本内涵：其一，捍卫主权、反击侵略、保卫家园的爱国精神和大无畏牺牲精神。这种精神表现在十七世纪三十年代达斡尔领袖、清朝皇室额驸巴尔达齐主动归顺、反对分裂、维护统一的民族大义上；表现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至八十年代，以中国达斡尔人为代表的瑷珲世居民族誓死不向沙俄殖民者臣服，拿着落后的武器奋起抗争的民族精神；表现在瑷珲军民在中国政府领导下发扬爱国主义热情，取得对俄自卫反击战的伟大胜利；表现在爱国将领寿山、凤翔等领导下保卫家园，血战瑷珲感人事迹上；表现在诗人边瑾“龙江万里戍楼空，斑点离离塞草红。六十四屯遗迹在？何人光复大江东！”的家国情怀中！达斡尔人在精奇里江上与哥萨克殖民者的对峙，拉夫凯头人在阿尔巴津城下的告白，桂古达尔酋长举族死战，托尔加酋长掩护族人、不屈自杀，雅克萨战前贝勒尔率族人深入前线奋勇擒敌，寿山将军至死不降、绝然自杀，凤翔将军北大岭战死沙场……他们用热血、用激情诠释着“英雄之城、爱国之民”。其二，坚守高寒、屯垦戍疆的奋斗精神。瑷珲区域有着万年以上的人类发展史，数千年前，瑷珲先民就不畏严寒坚守在这片热土，播撒下一个又一个文明的种子。尤其是十七世纪满洲八旗子弟在萨布素带领下，执行康熙皇帝的命令，千里移徙，与瑷珲原住民汇合，“在黑龙江（瑷珲）屯田，建城永戍”，此后一批批流民、流人“闯关东”而来，与八旗子孙、索伦后代血脉交融，构筑起黑龙江沿岸最大的城市，开垦出一片片肥田沃野，建立了无数个官庄旗屯，在塞北寒山播撒下文明的种子，扎根、开花、结果，成就着瑷珲阡陌纵横、村镇棋布的繁华盛世，使瑷珲成为镶嵌在黑龙江上的、天鹅项下最璀璨的明珠。
瑷珲区域在十七世纪以前的历史书写是粗线条的，大多是“有史无文”，可描述的内容不多。诸如先秦时期的《竹书纪年》《山海经》等，秦汉以降的《二十四史》《三朝北盟会编》《文献通考》《明实录》《大明一统志》等，虽有涉及，但需细密爬梳、耐心考索，方能管窥一二。十七世纪初，清朝前身后金政权建立后，开始对包括瑷珲区域在内的黑龙江流域进行积极经略；加之沙俄殖民者的入侵，引发大清王朝“龙兴之地”的危机，由此受到清政府的重视，始得到官方档案文献的关照和青睐。清政府在瑷珲区域设治建城，行政版图、时空断限明确后，各类官方档案和文献记录积沙成塔，历史人物的活动轨迹、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越来越清晰。与此同时，沙俄殖民者的所谓“探索发现”以及对侵略过程的全记录，瑷珲区域的历史开始频繁进入中俄两国官方档案、文献，乃至史家笔录、个人札记之中，瑷珲区域的历史面貌开始浮出水面、为世人所认知。
顺康以降，清朝一批批文士流人在黑土地上驻足，潜心问学，留下一批感性明显又不乏严谨写实的偏重史地的文献记载。诸如《扈从东巡日录》《宁古塔志》《宁古塔山水记》《绝域纪略》《柳边纪略》《龙沙纪略》《宁古塔纪略》《卜魁纪略》等，给我们保存了一批记录瑷珲历史文化的早期文献；其他如聂士成《东游纪程》、西清《黑龙江外记》、徐宗亮《黑龙江述略》、何秋涛《朔方备乘》、宋小濂《北徼纪游》、景方昶《东北舆地释略》、袁大化《漠矿录》、黄维翰《黑水先民传》等对于瑷珲区域历史多有记录；曹廷杰开近代东北史地研究先河，在1885至1887年间根据文献考据和实地考察，完成《东北边防辑要》《西伯利亚东偏纪要》《条陈十六事》《东三省舆地图说》，对于巩固东北边防提出针对性极强的建议。与此同时，地方政府掀起舆地方志编篡热潮。1864年《黑龙江通省舆图总册》是《瑷珲条约》签订后首部全面反映黑龙江中上游区域状况的书籍；1899年《黑龙江舆图》成书；1910年张国淦编纂的《黑龙江志略》成书；1932年张伯英《黑龙江志稿》出版；其他还有徐宗亮《黑龙江述略》（1889），袁昶点校《黑龙江外记》（1894），林传甲《黑龙江乡土志》，郭克兴《黑龙江乡土录》（1926）等相继问世，东北边疆史地研究成为显学。一批官修的方志类著作给我们提供了直接的文献资料。如明修《辽东志》《全辽志》，清修《大清一统志》《盛京通志》《八旗通志》《吉林通志》，徐世昌等人编纂的《东三省政略》，徐晞的《东三省纪略》以及《黑龙江舆图说》《黑龙江地略》《黑龙江通志纲要》等。这些地方志文献或多或少涉猎了瑷珲区域的山川地理、民族风物、边疆开发、社会经济、人文典故。新中国成立以来，文献集成类的图书大量涌现，诸如《辽海丛书》《长白丛书》《黑水丛书》《稀见地方志丛刊》《清代黑龙江孤本方志四种》《边疆方志文献初编•东北及北部边疆》《边疆方志文献续编•东北及北部》《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•东北卷》《黑龙江通志采辑资料》《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》《清实录黑龙江史料摘抄》《黑龙江古代民族史料初编》《清实录中的黑龙江少数民族史料汇编》等，对清末民初黑河(瑷珲)区域的历史、文献多有述及、收录，均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。学术类著作也纷纷出版发行，如《黑龙江省史探索》《黑龙江地名考释》《黑龙江区域社会史研究（1644-1911）》《黑龙江移民概要》《黑龙江移民史研究（1644-1945）》《黑龙江开发史》《黑龙江古代简史》《清代黑龙江流域的经济发展》《十七世纪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编年史》《黑龙江建置述略》《黑龙江少数民族风俗》《满族风俗考》《黑龙江流域发展简史》《黑龙江疆域历史与现状问题研究》《黑龙江古代简志》《中俄边界沿革史研究》《黑龙江通史简编》《黑龙江通史》《黑龙江流域古代民族筑城研究》等等，学术成果堪称丰富。俄、日、英、美等国也涌现出一批涉猎瑷珲区域的文献成果。俄罗斯学界陆续整理出版了如《历史文献》《历史文献补编》《阿穆尔州国家档案》等档案文献汇编等。中俄《瑷珲条约》签订后，《阿穆尔报》《阿穆尔沿岸报》《亚细亚时报》等时有文章刊载相关研究。基里洛夫《阿穆尔省的移民》（1895）、翁特尔贝格《阿穆尔边区概述（1906—1910年）》（1912）、波尔涅《阿穆尔河沿岸地区:事实、数字、观测报告》（1909）、戈拉韦《阿穆尔沿岸地区的中国人》（1910）、冈索维奇《阿穆尔边区史：俄国如何占领阿穆尔并如何站稳脚跟》（1914）等是俄国早期学者的成果。米勒等《西伯利亚的征服和早期俄中交往、战争和商业史》（1979）、巴尔苏科夫《穆拉维约夫—阿穆尔斯基伯爵》（1973）、基尔希纳《攻克瑷珲》（1984）、普•季•雅科夫列娃《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》（1973）、奎斯特德《1857-1860年俄国在远东的扩张》（1979）、谢•弗•巴赫鲁申《哥萨克在黑龙江上》（1975）、雷日科夫《西伯利亚和远东开发》（2001）、马丽柯娃《阿穆尔河沿岸的采金业（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）》（2007年）等也都是研究瑷珲区域历史颇有价值的参考书目。其他如英国人拉文斯坦《俄国人在黑龙江》（1974）、美国人查尔斯•佛维尔《西伯利亚之行—从阿穆尔河到太平洋（1856-1857年）》（1974）、日本人福岛安正《西伯利亚之行》(1893)、大谷弥十次《黑龙江省黑河道》（1921）、宫崎雅志《满蒙•黑龙江省大黑河金矿事情》（1927）、伪满财政部编《黑龙江沿岸经济事情》（1934）、满洲事情案内所编《黑龙江》（1936）、伪满国务院总务厅情报处编《省政汇览（第三辑）•黑河省篇》（1936）等对于瑷珲区域的历史研究也极具文献价值。民国以来百余年间，关于专门研究瑷珲区域地理、方志、历史、文化类的著述亦颇多。民国著述如张寿增《黑河观察使筹办政务志略》（1914）、张寿增《黑河道尹政务志略》（1915）、徐希廉《瑷珲县志》（1920）、杨孟超《黑河札记》（1921）；当代著述如黑河地区工农兵业余理论小组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史地理组编《血与火的历史（沙俄霸占我国“江东六十四屯”的暴行）》（1977）、黑河地区文物普查文集《历史的见证》（1978）、黑河学刊编辑部编《瑷珲历史论文集》（1984）、祁学俊《爱辉县志》（1986）、《黑河文史资料（1-9辑1984-1998）》、郭惠君《黑河历史》（1989）、祁学俊等《黑河与布拉戈维申斯克（海兰泡）边境贸易》（1990）、王兆明《黑河地区志》（1996）、王登明《中共黑河地区历史大事记》（1997）、祁学俊《黑河史话》（1997）、徐志贤《黑河海关志》（1999）、李宝书《黑河简史》（1999）、王兆明《新生鄂伦春民族乡志》（2003）、杨柏林《孙吴蒙尘岁月》（2005）、祁学俊《瑷珲》（2009）、盖玉玲《爱辉馆藏》（系列4本，2010-2015）、黑河党史研究室编《中国共产党黑河历史》（2011）、盖玉玲等《爱辉古今名人传》（2014）、盖玉玲《瑷珲镇史话》（2015）、田桂珍《瑷珲镇志》（2017）、祁学俊口述《满洲说部•寿山将军家传》（2019）、刘城《瑷珲诗话》（2020）等，以及黑河、爱辉、孙吴、逊克、嘉荫、呼玛等市县在建国后修撰的其他各类图书和文献丛刊，构成瑷珲区域研究的重要文献基础。
而今，凝聚瑷珲学界心力和社会各界厚望的《黑水往事——瑷珲历史文化研究会二〇二三年文集》即将付梓，必助推瑷珲历史文化研究迈上新台阶。
谢春河
2023年12月
后记：此文为谢春河老师为《黑水往事——瑷珲历史文化研究会二0二三年文集》所作序言，洋洋洒洒五千余言，将瑷珲历史文化及清初以来的相关研究娓娓道来，层次清晰、定位精准、史料翔实，既有史学严谨，又具夫子之风，实是简明瑷珲史，学习好教材。感谢谢老师主持这次年会和一直以来的辛苦付出，“庾信文章老更成，凌云健笔意纵横”，期待读到谢老师更多佳作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